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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二次回歸勢走新加坡路線
2020-06-22
施永青
中原集團主席兼總裁
北京是在去年11月香港社會運動期間，決定要把國安法拿到香港實施的。這象徵著第一階段回歸的結束，非另闢途徑不可。原因是97後的頭22年裏，北京對香港所作的折衷，不但沒有換到港人認祖歸宗，反而被反對派利用來散播分離主義；以致新一代的香港人，不但反共，而且抗中。他們不但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全面排斥中國。連內地人來港購物，這類非政治性的行為也不接受。若香港朝這個方向發展下去，香港勢將從中國的母體撕裂出去。北京不可能容許香港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這導致北京非搞第二次回歸不可。
本欄之前已指出過，北京之所以容許香港在回歸後行一套完全不一樣的制度是有前提的：第一是想讓長期習慣在西方社會生活的香港人可以回歸得平順一些；第二是想香港繼續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補內地體制上的不足。然而，回歸以來，反對派所做的，都是在令這兩個前提難以立足。那反對派成功之時，亦將是香港原有一國兩制失去根基之時。香港的回歸模式勢將變質。
幸好，北京並沒有完全放棄一國兩制，只是要在香港行國安法，以補首次回歸在建制上的不足。這樣，北京才可以做更多之前做不到的事情。既然，反對派視北京提供的讓步為假民主，那我估計北京就只好仿照新加坡行真集權。
基本法是八十年代初制訂的，當時中國還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共領導人對中國將來可行的模式仍未看得很清楚，仍願意仿照西方的制度在香港作點嘗試。現在他們應該更清楚，當初李光耀給他們的意見是正確的。
新加坡在建國初期，李光耀就態度鮮明地堅決不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他封殺反對黨，不許公民力量冒頭，把教育與傳媒都嚴控在政府手裏。他清理公務員隊伍，包括司法系統裏面的人，以確保政府的一切行徑都與李光耀理念一致。李光耀認為，一個新的政治體系，在建設自己的制度初期，是不得不這樣做的。如果不這樣做是風險很大的。新加坡沒有條件冒這樣的風險，所以他非這樣做不可。
中共的領導人當年為了順應西方的標準，亦為了向民主派招安，於是讓香港去冒這種風險，結果證明後果嚴重，所以不得不借國安法回頭行新加坡路線。
我曾與金融界的朋友談起這件事，他們也意識到中共會行李光耀的路線；但他們不想慢慢變，而是想一次過把二次回歸的方案說清楚。這樣就一次過動盪完畢，而不是一路變，一路幻想還會怎樣變。他們認為一次過公布整套方案，反可避免悲觀情緒過度蔓延。
他們認為，新加坡雖然中央集權，但是仍有資本主義私有產權制度，仍行普通法，以及有一定的人身自由與外匯流通，所以新加坡的經濟一樣有得發展，大部分人都生活得不錯。他們最擔心的，是香港的反對派反應過劇，結果逼習近平學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那般進行更嚴厲的整頓。
文章原刊於《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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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邊新加坡金融區照片是文章插圖，中間圖片來自網絡;照片3為學到老早前遊太平山時，俯瞰香港維港两岸之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