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芳的自傳》
第三章 上山磨練 上節
1969年9月21日及10月23日，安海鎮知青共八百九十九人分兩批開往了龍岩地區（現改市）漳平縣永福公社。也許現在許多像我們當時那個年紀的天真無邪的孩子還摟著媽媽撒嬌呢，而我們卻不得不告別家鄉到山區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當時根本就沒意識到戶口名簿上“遷出”兩個字的代價。母愛是世界上最無私最仁慈的愛。天之高，遠不及母親掛念兒女之情；海之闊，遠不及母親疼愛兒女之心。孩子今後的生活一直是母親心裏最牽掛的事情。自從我報名以後,母親始終為我忙著,準備衣服、被褥、織毛衣、縫縫補補,此時此刻我真正體驗到“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的那種感受。臨走前，母親遞給我一小瓶水和一小包米，眼神裏流露出憐愛和不舍，語重心長地說：“你拿去把它摻入房東家的水缸和米缸裏就不怕水土不適了。”我理解母親的一片苦心，珍重地收下黯然神傷的母親的心意，留下了淒涼的一笑。
那天早上當我和送行的家人來到出發的地方——安海祭埔時，那裏早已人山人海，鑼鼓喧天，革命歌曲的旋律在空中回蕩，四周貼著大紅的標語：“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上山下鄉幹革命”，“脫下學生裝，穿上粗布衣，廣闊天地煉紅心”，“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一條“熱烈歡送我鎮首批知識青年赴漳平縣上山下鄉”的長幅標語在晨風中飄搖,仿佛在向我們揮手餞行。那天的那場面和哭聲，只有在葬禮上才會有，告別與送行都灑下傷心的淚水，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悲慟的場面，撕聲裂肺的哭叫聲，悲痛欲絕的呼喊聲響徹上空。
我們登上汽車後都擠到視窗和送行的親友同學握最後一次手說最後一句話，看最後一眼。我離開坐位把身子伸出車窗，拼命揮手，我告誡自己不能流淚，不能哭，須得堅強！我緊緊咬住牙關。可是，哭聲已經充塞喉嚨，淚水已經盈滿眼眶，我不能在人們面前失態，於是趕忙離開車窗回到原來的坐位。隨著一聲笛鳴,車窗外千叮嚀、萬囑咐,車廂裏百感交集,不少人眼裏含著淚花。我們共同告別了母校，告別了中學生涯，走出了校門，離開生我養我的家鄉，走向山區。中午到達廈門,下午改乘西去的火車,從飛速的列車往外看去,兩岸青山相對面過,九龍江上船兒游戈。一幅幅大自然美景送我們到漳平,使我們暫時忘掉許多煩惱。
9月,山區已有幾分寒意。經過汽車、火車、汽車的輾轉顛簸,我們被安置在十八個生產大隊（現在稱村）。我們這些知青都被安置在遠離城鎮的窮鄉僻壤，其生活條件勞動條件都很差，而安置的方式是採用“自願集合，獨立組戶，分插到生產隊”。啟程時個個都是一顆紅心一腔熱血，到了那裏大家心都涼了一截，知道接下來不可能有好果子吃了。既然是來鍛煉接受教育的，吃點苦也是應該的。知青的住宿是由生產隊提供的，不過都是牛棚、豬圈、廢棄不用的舊房子改造過來的。破敗不堪，門窗都殘破不全，竹木柵條釘的門，一張塑膠農膜懸掛在窗口權當窗簾和窗門。床便靠用磚頭壘起來擱上一塊破門板，睡在上面吱吱作響。那份淒涼讓人想起會不寒而慄。生產隊用知青安置費幫我們置辦了鍋碗瓢勺等廚房用具,每個知青配有斗笠,蓑衣,柴刀,以及鐮、鋤、耙、土箕等全套勞動工具。上山下鄉第一年的勞動所得歸個人，國家每人每月補貼18元人民幣，糧食定量每人每月三十七市斤，這樣看起來只是生活環境不好，基本供給還是過得去的。別認為錢少，那時的物價便宜，大米一斤一角三分多，豬肉也才一斤五角四，其他物品也都不貴，而且是定量的，油有油票，糧有糧票，糖有糖票，一切均是憑票供應，你有再多的錢也不知好買什麼，一句話物質匱乏的年代，那算挺不錯的。
可惜好景不長，第二年國家斷絕了一切的補貼，我們自食其力完全靠工分換口糧來生活，你能從生產隊的勞動掙多少得多少，有油沒鹽、有水沒米時常發生，甚至到揭不開鍋的時日都發生過。有時弄來了米又沒菜，抓把鹽泡點水沾著吃，生活的辛酸由此拉開了序幕，日子就在這種煎熬中過著。我們剛下鄉時的滿懷豪情已隨著精神與物質的雙重貧困、生理與心理的雙重折磨而日漸冷卻了，心情苦悶、壓抑、前途渺茫。
當地村民及幹部排斥，歧視知青的現象雖不普遍卻也不鮮見，理由很簡單，我們侵犯或分割了貧困的他們已經十分匱乏的物質利益，使他們的生活更為艱難。當地的村民並不歡迎知青的到來。我們都知道田地面積是固定的，產出也是固定的。原來比方一萬斤糧食二十人吃，現在來了知青變成三十人吃，搶了他們的飯碗，你說誰會樂意。他們儘量用各種理由來壓低我們的勞動工分，什麼勞動技能差、出勤不出力等等，同工不同酬,因為有人說：“知青以‘再教育’為主、賺工分為輔”，所以我們都被視為半勞力,知青與當地村民情感上格格不入。雖然勞動報酬不高,但是不出工勞動是不行的,特別是當初那幾年,大家都想爭取表現。靠自己的工分值根本無法養活自己。最基本的生存物質經常要靠安海家中接濟，使他們的家長受到各種有形無形的損害，在不同程度上仰賴父母的貼補幫襯，多子女家庭經濟負擔尤為沉重。許多青年下鄉之初不過15—16歲，尚無獨立自理能力，即被送往農村、邊疆，父母亦無可奈何，日日為遠行的子女黯然神傷，夢牽魂繞，精神上年深日久的煎熬，徒令華髮早生。
俗話說：百里不同風,十裏不同俗。初來乍到,話語不通,習慣不同,有異鄉異客的感覺。白天上山勞動,晚上沒有去處,長夜難眠。現實與理想的差距,生活環境的反差,一時難以適從。讓人有一種孤獨無助的感覺。不過,我們懂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個常理,既然選擇來這裏插隊落戶,只有隨鄉入俗了。
文革中的狂放不羈，知青生活的困苦壓抑，讓我們的血液中流淌著天不怕地不怕的分子，老子天下第一，管你三七二十一，誰惹我只能算他倒楣。到那山區不久便惹出了一件轟動整個永福公社的“9•30”事件：為了慶祝國慶二十周年，永福公社舉行一次以村為單位的籃球比賽。我所在的箭竹村也組織了一支以安海知青為班底的代表隊前去參加比賽。按晉江這邊如果一個村裏要到達鎮上，我看再怎麼遠大概也就十來公里吧，然而山區卻不是這樣，直線距離似乎也並不遙遠，但是七道梁八道坎彎彎繞繞算下來可就有幾十裏遠。我們一行十八人從箭竹出發翻山越嶺步行到同村（連公路都不通），又從同村沿公路走到封侯（一路都沒車可搭），二十幾裏山路又二十幾裏的公路走了下來已是人困馬乏，加上炎炎烈日炙烤得人的頭腦都有幾分發懵，盼星星盼月亮就是盼不來一輛汽車，又走了一段時間突然有人大喊一聲“來車了！”掉過頭一看從漳平方向開來了一輛綠色的軍車，大家立刻停下腳步，真的多一步都不想走了，車子開到身後，“十八勇士”強行將車攔下，顧不得你是軍車還是什麼車，也不管你車上載著什麼，大概總不會是原子彈就得了。只見車廂裏蔬菜、水果填滿了整個車廂，但我們還是拼命往上爬，押車的解放軍下車來阻攔，結果被我們一群人抓著痛毆了一頓，委實是解了心頭之氣。當然車子也是沒法坐了，車廂裏沒空間你奈它如何。一不做二不休，你不讓我好過，我也不讓你好受，那你車子就跟著我們慢慢走好了。我們十八人手挽著手，肩並著肩一字排開齊步前行。，任憑你車子在後面喇叭按破，我們也是照樣慢悠悠的走著就是不讓你通過，你奈我何！車子只得跟在我們後面走走停停，車子停下後，我們這群知青中有一個名叫陳鴻生的，他乾脆把一杆手搖發動汽車的搖車把取下來，丟進了路邊的水溝裏，讓你車子以後沒法發動走不了。惡作劇當然帶來的是開心，卻不知一場大禍即將臨頭。
有群眾見此情形急忙向公社武裝部打了報告，武裝部馬上派了一名姓李的部長騎著自行車飛一般地趕來救駕。一下車板著副臉，喝斥道：“是誰打解放軍？”我們看到他那一副兇神惡煞的模樣，卻一點也不害怕。大家都搶著說：是我打的怎麼樣？你要怎樣？哎呀，看來還是個小小的官吧？一番調戲譏諷挖苦，他真的惱羞成怒了，竟不時用手摸摸別在腰間的駁殼槍。他哪里知道我們是一群連槍也不會怕的人，我們繼續不時調侃他：你腰間掛的什麼東西嘛？怎麼沒見過？開倉庫的鑰匙哪來這麼大呢？看樣子是管什麼大倉庫的吧。被我們一群十八人你一句我一語氣得滿臉通紅，脖子上的血管都凸得筷子頭粗了。在他看來這不是一群什麼善男信女，只有拿點殺氣出來了，只見他迅速從匣子裏拔出駁殼槍。那我們更不示弱了，一齊說：開槍啊！朝這裏打。有人指著胸口，有人指著腦袋，有人拍著屁股。當然借他膽量他也不敢開槍咯。過了一會，大家都說：“看來是假的，真的哪有不開槍的？”更有人挺著胸，逼近他：“來！朝這裏試試，那才叫真本事。”只見他牙齒咬得咯咯響，就是壓不住這群人的挑釁，見勢不妙也只得灰溜溜地騎上自行車掉頭離去。實話說，他哪里知道這群人的底細呢？十八人大多是文革中的幹將，造反派首領。武工隊裏豈止這種“大盒蓋”，機槍、衝鋒槍都是玩得轉的人，不說是歷經槍林彈雨，至少也是經歷過戰鬥洗禮吧。這裏的老百姓很怕官，特別是這種帶“傢伙”的官更是敬而生畏，所以助長了地方官員的威風。他們對待當地老百姓時常是擺著一副橫眉怒目的嘴臉，恐嚇群眾。很多時候老百姓也只得忍氣吞聲自認倒楣。哪知今天是撞上了鬼，遇上了一群比他更囂張狂妄的亡命之徒。這恐怕也算叫他開了一回眼界吧！我們誰都會知道當官的不是單一的一個人或一群人，它是一個龐大的集團，他有一個什麼政府，還有一個共產黨在做他的靠山。當然他不會善罷甘休，後面一定還會有戲的。
這裏的軍民關係一向很好，群眾對解放軍十分敬仰，解放軍也為當地的老百姓辦了很多實事好事。在這樣一種氛圍裏鬧出這樣不和諧的事，在一般人眼裏成了大逆不道，或說是犯上作亂了，那還了得。公社的“革委會”和武裝部召開聯席會議，說經過縝密研究決定在傍晚時分要將我們一群人一網打盡，並在公社召開批鬥大會。果真晚飯過後，公社革委會和武裝部幾十號人馬來到我們落腳地，將我們團團圍住。那場面倒也沒什麼太可怕，畢竟文革中見多了。不過當時要跟他們鬥也是不太可能了，因為敵眾我寡，且又在別人的地盤上，那就只好束手就擒。他們將我們“一干人犯”押到公社禮堂，開批判會的會場都佈置好了,公社革委會組織當地群眾和附近的學生幾百人把我們圍在中間。刹時口號聲震耳欲聾，“打倒××”，“向解放軍學習”，“毛主席萬歲”總之都是一些我們文革中喊得口水都不知幹掉多少的東西，沒想到的是一群昔日的批鬥專家，今日竟遭別人的批鬥。現在的年輕人沒見過什麼是批鬥會，影視作品中也只有少許的場面。其基本程式是：押上人犯，有準備的是每個人犯都配備一個牌子，大多是廢舊的紙皮做的，上面寫著什麼什麼犯某某某。匆忙之中也有來不及做就沒有了。讓人犯站在臺上把頭低下，表示低頭認罪。若是人犯不低頭那時要吃苦頭的，小心腦後一拳或是猛力一按。接著主持人揭發你的“罪行”，再按著人犯自己做出深刻的檢討。若是檢討得不深刻，將會招來更為猛烈的批鬥，甚至皮肉之苦，接著遊街示眾。那次批鬥我們一群十八人時倒也還算簡單，畢竟就那麼點“罪行”嘛。只是勒令幾個“主犯”作檢討，我屬於是陪鬥的。不過可惡的是在永福受到批鬥之後，還得再到清源、封侯等幾個知青較多的村去名為“消毒”，實則把我們當做反面教材去教育那些知青，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永福公社革委會的那群兔崽子不知是沒玩過癮，還是玩上上癮，“消毒”完後，還沒有放人的意思，竟將我們又押回箭竹再開了一個批鬥大會。真掃興，落得這樣一個收場，現在的年輕人看後不要笑話，搞成如此狼狽竟還說的如此輕鬆，告訴你那年頭這種事司空見慣了。多少人今日站在臺上批判揭發別人，說不定明天他就成了站在臺上被人批鬥揭發的物件，這種事情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就如同現在的小孩子玩“過家家”的遊戲差不多。所謂的“九·三零反軍事件”是一次借題發揮被誇大了的小事情，年輕人做得不對有點小錯，教育教育就可以了嘛，本來毛澤東就是派我們來接受再教育的，他們何以如此抓著不放呢？原因很簡單，安海鎮的知青在永福人數最多，影響力自然最大。他們看中了箭竹這個頗具影響力的大群體，把最有號召力的箭竹知青點壓制了，其餘的不是一切搞定嗎？一晃三十年了，往事依然彌久亦新。
插隊初期，知青串聯形成風氣，分散在崇山峻嶺的各個角落的老朋友、老同學在異鄉重逢，真是令人激動。尤其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生活體驗後，更有說不完的話題和趣聞軼事。我和本村的黃少哲（外號紅毛）也到永福公社各知青點去串聯，幾乎踏遍了永福公社的村村落落山山水水。歷時一個多月，開始那種雲遊山水之間的感覺倒是挺新鮮的，山裏空氣清新，流水潺潺，鳥語花香，一副徐霞客的樣子，訪古不能尋幽倒也不少，加上我和紅毛都算是安海知青中的風雲人物（自誇了），所到之處知青們大多把我們當親人似的，總是紛紛拿出從安海老家帶過來的比較珍貴的東西招待我們，當然我們倆見了他們也是亦然。走到文星南磐石陳永策他們小組時，剛好那天晚上他們煮了一大鍋才從山上采來的新鮮的香菇粥，從鍋中飄出了陣陣的香菇味，香噴噴，極為誘人，我忍不住地用舌頭舔了舔嘴唇，咽下了幾乎掉下的口水， 真是難得的佳餚，走了一整天的路，肚子實在餓癟了，顧不得客氣，抓過飯碗就盛。我食欲大增、狼吞虎嚥地吃著，盛粥的節奏越來越快，乾脆把腰帶全部鬆開，決心放開肚皮吃它一頓飽，我連誇太好吃了。他們說：煮很多，別客氣，你儘管放開肚皮吃吧！他們幫我數，我竟然一口氣吃了十六碗，讓大家看了個目瞪口呆，嘖嘖稱奇。飯後我打著飽呃，撐著一個隆起的肚子，貪婪地望著漸見鍋底的殘肴，真是無法再繼續享受了。正當我們快要結束行程之際，永福公社革委會的人發現了我倆的行蹤，怕我們生出什麼大事來，派民兵將我倆送回了永福。http://hk.myblog.yahoo.com/che_tek2/article?new=1&mid=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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