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芳的自傳》上山 磨練 下節
李先念、華國鋒、紀登奎等人也就知識青年受迫害問題發表了指示。中央領導人的批示，在與會代表中引起強烈反響，紛紛要求採取堅決措施，一定抓幾個典型，大張旗鼓地進行鎮壓，殺一儆百，殺一儆千！各地集中懲辦了一批迫害下鄉知青的罪犯，多數是一些為非作歹的強姦知青罪犯，以農村中無法無天的基層幹部為多，這些一手遮天的“土皇帝”曾以為，城裏的姑娘就是他們掌中的玩物，可以任由姦淫淩轢。在嚴曆打擊下，一些地方肆無忌憚蹂躪摧殘女知青的現象有所收斂。農民們因此編了一句順口溜說：“要想死得早，趕快往知青被窩跑。”但女知青並沒有因此變得神聖不可侵犯起來。中國畢竟太大，行政命令對廣大偏遠鄉村顯得鞭長莫及，一兩次無情鎮壓所產生的衝擊波，很快就淹沒在孤陋寡聞、普遍愚昧的文化氛圍中，風頭一過，迫害下鄉女知青的現象又重新活躍起來。
當狂風暴雨式的上山下鄉運動將成千上萬知識青年由城市席捲到廣大農村、邊疆以後，困厄他們的不僅是勞動的艱辛，生活的窘困，知青受迫害已經成為一個尖銳的社會問題。城裏來的這些學生乍離父母，不諳世事，只是一群命運不濟的孩子。少數品質低下的農村幹部，乘人之危，對沒有反抗能力的知青任意欺侮、推殘、迫害，任意批鬥，吊打知青事件，在各地均有發生。有的幹部動輒以“改造者”自居，張口閉口訓斥知青說：“你們是來改造的“，“你們是受教育的”。最令下鄉知青心悸的，不是生活條件的艱苦，體力勞動的繁重，而是人身安全沒有保障。在知青受迫害最駭人聽聞的莫過於女知青被淩辱、姦淫的案件。在廣大農村插隊的知青，分散居住，有的落到“天高皇帝遠”的邊疆，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手無縛雞之力，勢單力孤，成為衣冠禽獸任意宰割的蛆上肉。究竟有多少女知青遭受毒手，確切數字將永遠是個迷。在一個極重貞操、仍舊殘留封建意識的社會裏，許多失去貞操的女知青不能不永遠保持緘默，她們中的某些人為了達到返城的目的，被迫屈從於權勢者的貪欲。在那個是非混淆、人的尊嚴受到嚴重褻瀆的年代裏，很難指望一個孱弱的女子能夠採取正當手段來擺脫畸型的命運。敢於維護自己尊嚴並與罪犯進行鬥爭的女知青，往往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的。
“文化大革命”，極左路線猖獗，法制受到踐踏，封建專制主義肆虐無忌，冤獄遍及國中。下鄉知青處在社會的基層，也難逃其殃，不少知青無辜蒙冤，身陷囹圄;更甚者，因反對極左路線倒行逆施而被處以死刑。因寫那篇振聾發聵的力作《出身論》在社會上引起巨大震動，在千萬人心中引起強烈共嗚，而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遇羅克是慘遭殺戮的第一位知識青年。
“四人幫”及其代理人利用手中的權力亂捕亂押，搞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用棍棒和酷刑打出了許多“反革命”。把一些無意損壞領袖像、錯喊口號、錯寫字句的人無限上綱，定為“反革命”，甚至對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亂語追究刑事責任，作為“反革命”懲辦，還有的無中生有，以莫須有的罪名判刑，有個知青說了“毛主席紅光滿面，林彪骨瘦如柴”這樣一句話，就被定為“反革命”，判刑5年。有一個知青在一座土窯西側工作，窯裏冒煙，因為刮東風而弄得他滿身煙灰，他說要刮西風就好了，於是被扣上與“東風壓倒西風”的主席語錄唱反調，判處管教3年，此類冤案，為數不少。冤獄頻興，使人們三緘其口。
在文革後期變化莫測的險濤惡浪中，一個被推到風口浪尖的人物要想把握自己的命運之舵是很困難的。福建省造反派頭目認為李慶霖與“中央首長”（江青曾接見過李慶霖）息息相關，故極力結交他以壯聲勢。這時的李慶霖被眩目的榮譽所陶醉，在當時揪“民主派”、“走資派”的狂潮中，到處作報告，成了紅得發紫的人。1972年7月8日他曾寫了入黨申請書，因為要推薦李慶霖參加黨的十大，所以各級組織力求儘快解決他的黨籍問題。由於十大已定於8月份召開，李慶霖趕不上參加了，省委打算讓他參加四屆人大。在改變廣大知青命運的同時，李慶霖的命運也在不斷改變：從小學的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直到福建省高招辦副組長和國務院知青辦成員，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不久，李慶霖被逮捕，判處無期徒刑。因李慶霖在獄中表現較好，減為有期徒刑10年，並於1984年3月提前獲釋出獄。
1975年冬天，“晉江來招工了！”一聲春雷天下響，炸開了知青們饑渴難耐的心。男男女女像被攪翻了的茅坑裏的蛆蟲，在混亂中你上我下擠擠挨挨密密麻麻地蠕動。廈門上山在永定的兩個知青從小玩在一起，下鄉時結伴同行。兩家人向來交往甚密，連給孩子寄包裹都一起安排。為了爭一個“回廈門”的名額，一個對另一個竟以刀斧下手。砍死人後丟下兇器，盲無目標地消失在夜幕中。民兵圍捕了幾天終於在一個傍晚，把衣衫襤褸，渾身傷痕，滿臉污穢，饑寒交迫，有氣無力的兇手用麻繩捆起來送到公社去。正月過後不久，即以“殺人犯”，“現行反革命”“破壞上山下鄉”的罪名被槍斃了。臨刑的時刻只有他的姐姐來為他送行。槍響之後，痛不欲生的姐姐在河邊為他解開繩子，為他清洗血污，抱著弟弟的屍首昏死在河灘的卵石青草中………
生活的苦也許還不算什麼，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苦痛，下鄉一年後，就陸陸續續有同學調離，就似在平靜的池水中投下石子，對留下的人無疑是沉重的心理打擊。望著和我一起下鄉的知青，招工的招工，上學的上學，出國的出國，留下來的我，以後的路該怎麼走？艱難坎坷的遭遇和經歷，使我迷惘和徘徊，讓人刻骨銘心，永遠難忘。
不成比例的誘人的“招工招幹”和“當工農兵學員”的少數名額，成了知青們不擇手段爭取的目標，激化了純真心靈的被一次次激化，乃至變態，引發了樁樁黑惡，為了所謂的表現，知青中有人開始運用巴結，進貢等手段，進而爾虞我詐，互相傾軋，明爭暗鬥，甚至有人不惜為此出賣靈魂與肉體。骨肉親情以及“抱成一團”的肝膽氣，漸漸蕩然無存。甚至使上了揭老底，打小報告，造謠誣陷的卑劣手段。上山下鄉這場運動現在聽來或許有點天方夜譚之嫌，作為當事者，犧牲者，我們無法回避這個沉重的歷史話題，不是親身經歷這場浩劫的人是無法體會，理解這場給我們留下無數創傷的社會悲劇的。
廣東、福建兩省，鄰近港、澳，為知青逃避下鄉提供了另一條出路，據官方的統計數字，福建省外逃港、澳的知青就8200人，70年代初香港警方查出的非法移民人數呈上升趨勢。知青外逃的原因，主要是對農村插隊生活不滿，對前途失去信心。在外逃者中，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佔有很大比例。無所不在的政治歧視導致他們中的一些人孤注一擲地偷渡。不斷增加的大量非法移民，使本來就困擾著香港的各種社會問題更加嚴峻和突出。為此，港英當局在1974年制定了將非法移民遺返回大陸的政策。
1978年6月2日，國務院頒發了《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允許知青可以回城“補員”，為了救子女於水深火熱，許多年富力強正值人生黃金年華時刻的家長只得忍痛割愛提前退休讓子女回來頂替，實行頂替政策後，許多不符合“病退”、“困退”條件的知識青年得以返回城市。實行這種辦法對安置處理老弱殘職工，減輕城市就業的巨大壓力，拓寬上山下鄉知青返城途徑，維護社會的安定，是起到一定積極作用的。但這種帶有世襲色彩的招工制度在實行中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不少弊端。許多不符合退休、退職條件的職工，為了子女就業，設法取得假的患病證明提前退休、退職。有的學校教師退休後由子女補員，而這些子女多是下鄉知青，知識貧乏，有的連基礎知識都不懂，卻順理成章地接過父母的教鞭，當了世襲的教師，確實誤人子弟。頂替政策違背了“擇優錄取”原則。工廠對頂替進來的子女沒有選擇的餘地，無法擇優錄用。許多單位在招收時不進行考核，將一些不符合招工條件的人錄用，降低了工人隊伍的素質。由於頂替不講條件，挫傷了一部分下鄉知青的積極性，符合頂替條件的，高呼“爸媽萬歲”！不能頂替的，情緒低沉。他們認為：表現好還不如父母好。我的家庭不能為我提供這份優越條件，那就只得聽天由命了，還能有什麼辦法呢？特殊的年代遭受非人一般的磨難，同時也鑄就了不同于常人的秉性品格，每個人都會打上時代的烙印。
小村的小學只有七八個低年級的學生，中高年級的學生要到很遠的外村去上學，知青黃麗娜就在小村小學當代課老師。村裏人大多數都是文盲半文盲，真正有文化的人沒有。為了讓他們有文化知識，我自己編了一些大家喜聞樂見的順口溜之類的讀本當教材，教他們識字。村民中大多數人對學文化的積極性很高，白天忙完農活，晚上他們帶煤油燈來到村小學聽我給他們上課，村民們很感激我，我也很認真地教他們。從小本人便有愛看報的習慣，記得小學三年級時第一次看《中國少先隊報》我便就愛上了報紙，直至成年後始終堅持讀書看報，一天不看到報紙就像少吃了一頓飯似的。我把自己所學到的文化知識傳授給村民們，他們得了實惠，我也得到了樂趣。當時村子裏連電燈都沒有，更沒電視。縣電影隊幾個月才來放一次電影，文化生活是枯燥的,沒有半點娛樂活動。夜幕降臨,萬籟俱寂,村民大多是吃完晚飯稍事休息便上床睡覺，唯一的消遣娛樂只有“幹鳥”（漳平本地話）。除“造人”外,人們無事可做。我把夜校辦得有聲有色，紅紅火火的，村民口口相傳，後來男女老少都來參加，把一個小小的鄉村小學校擠得滿滿的。大家覺得很有趣、很新鮮，許多人每到晚上風雨無阻。由原來一個鬆散的普通夜校辦成了一所成績斐然影響整個永福公社遠近聞名的夜校，這是我不曾想到的，後來公社還派人來參觀取經，把我當成了先進典型。
有一年上級發出號召要做到家家戶戶無閒人，都必須去參加生產勞動，上到八九十歲的老人，下到十多歲的小孩，並提出要搞什麼“一幫一對紅”。村裏有個智障的年輕人從小到大沒下過田地，幹農活什麼也不會幹。自從我和他結對子後，我手把手教會了他插秧、犁田等多種農技技能，大家都說我善於教化人。村裏有個啞巴，他老婆與自己的媽媽吵架一氣之下跑回了娘家，且去了許多人勸說就是不肯回來，後來我和啞巴的一位親屬前去做女方父母的工作最終才同意那個女的回來，使他們夫妻重新團聚，也受到全體村民的一致好評。有一次村上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在溪水中洗澡游泳，遊到中間卻因體力不支遊不回來了，被水沖向下游，許多人也不敢前往施救，只得站在岸邊喊救命。我聽到呼救聲後，飛速沖向溪邊，奮不顧身跳進湍急的水裏，將老人救上岸來。我白天出工參加勞動，晚上教夜校，同時又是村裏的記工員，每天要忙到午夜十一二點才能休息。我用自己的勤奮努力改變了當地村民對我的印象，由原來的歧視看不起到後來的英雄式人物，深受當地村民的愛戴和尊敬。
心與心的碰撞，情與情的交融，山裏人憨厚樸實，有時略顯狹隘，但也不失無私重道義的一面。村民常在勞作閒暇之餘上山去狩獵，有時還真的是收穫頗豐，自從我和他們的關係越來越好後，他們只要是上山狩獵便會拉上我一同前往，每次都能獵到山豬啊、獐啊、鹿啊、兔子啊什麼的，回家後開槍的那一位分大份，其餘的人三一三餘分一份，像我一沒獵槍，二沒獵狗，跟去無非湊湊熱鬧，抬獵物也不在乎我一個人，可他們就是樂意邀我一同前往，而多一個人來分賬他們誰都不計較，有一次竟獵獲了一隻華南虎，大約有兩百斤重，回家後照往常一樣分來吃掉了。打到老虎只是偶然的事，所以在山裏轟動很大，消息傳到大村及山外去了，後來大村和山外的知青見了我問這問那，什麼虎肉味道如何？有沒有吃到那個最寶貴的什麼虎鞭沒有？哎呀，我哪懂得那些東西，我記得那些村民也沒誰在乎那東西，一些知青罵我不識貨，真是傻瓜。傻瓜就傻瓜吧，誰叫我當時無知呢？實話說如果我當時就懂得這東西的珍貴，他們肯定會讓給我的。這份遺憾怕是無法彌補了，今日在此將這當做一個趣聞說出來也無過，那時根本就還沒什麼《野生動物保護法》，要是人類歷來就能善待野生動物，那武松就早是千古罪人了，對吧！
我們箭竹村的党支書洪金煥以前是公社黨委書記賴春照的秘書，他們關係很好，洪金煥把我的成長過程和在箭竹所做出的成績反映給賴書記，書記派人前來瞭解我，後來多次派我外出參觀、學習和開會鍛煉我的能力，欲將我樹立為知青中的典型，書記多次要求洪金煥培養我入黨，待我遞交了申請書，村支部在討論我的入黨申請時，劉昌培總是以我以前在大村表現不好為由，說是還需考驗考驗，經過長達兩年的考驗，才在村支部大會上通過了我的入黨申請，入黨表格填好後，正要送公社黨委審批，我的人生又出現了一次重大改變。當年一些地方知青中流行所謂“紅道”“黑道”之說。“紅道”即憑汗水和機智，通過招工、招生、徵兵脫離農村;“黑道”即借“病退”“困退”的名義退回城。“紅”“黑”兩道殊途同歸。對個別下鄉後因工傷致殘、久病不愈而完全喪失勞動能力或家庭有特殊困難需要照顧的知識青年，經嚴格審查後也允許退回動員城市（此即病退和困退）。
知識青年下鄉時已登出城鎮戶口和糧油關係，成為農業居民，再想返歸城鎮，必須打通安置地和原居城鎮兩方面的道道關卡，難度可想而知，不過，只要鍥而不捨，百折不撓，終歸還是會如願以償的。
“文化大革命”初將大批中學畢業生不分青紅皂白地送往農村，其中不少身有殘疾或家庭需要照顧的青年只得隨波逐流，在農村的生活給他們帶來許多煩惱和痛苦。超強度的體力勞動，缺乏起碼的營養條件，以及管理者的疏忽麻木，使更多的下鄉知青罹患疾病，有的人則因工傷致殘。農村中缺醫少藥，往往使傷殘者得不到及時治療。這些青年已無法在農村正常生活，他們的境況引起了社會議論的廣泛同情。因此，無論從人道主義的角度抑或排除運動中不穩定因素的角度考慮，鄰導者都會認為允許返城是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
從知青本身來說，多數人招工、招生無望，“走後門”無路，只有在此途徑上孤注一擲。這也是病、困退口子被越扯越大的重要原因。久而久之，假冒現象愈演愈烈。尤其假冒重病的手段，各地知青花樣推陳出新，騙術無奇不有，目的均在於得到一紙有病的證明。
有的知青照X光機時，用香煙的錫箔紙貼在背心上，機器一照就是一個洞，偽造“肺穿孔”。但這套把戲易被識破，於是又有人發明透視前連抽幾支浸飽碘酒的紙煙的辦法，據說“效果不錯”。偽裝高血壓的方法簡便易行：量血壓時，臀部微微離座，雙腿呈馬步半蹲，心中盡力使勁，臉上卻要裝出若無其事的表情。有的知青驗尿時，在尿裏滴一滴血，兩滴蛋清，復查時再熬幾個通宵，弄得眼泡浮腫地冒充“腎炎”。還有假冒“胃潰瘍”的，頭一天吃點豬血旺，次日作大便常規檢查。均屢試不爽。有的知青借用別人的病歷、X光片，證明自己身患風濕性心臟病、胃病、肺病。有位患肝炎的知青，頂替他人驗血達七八次之多。
但許多欺騙手段是以戕害身體為代價的，今天回憶起來仍不免觸目驚心：如服用麻黃素、升壓靈製造“高血壓”，喝1%高效麻醉劑製造“心力衰竭”，喝農藥製造“胃痙攣”，喝墨水製造“胃穿孔”。有的知青為了早日擠入病退的行列，不惜濫服灰黃黴素，打腎上腺素、冬眠靈等藥物，毫不計及後果。知識青年為“病退”而自戕自害現象，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
隨著知青返城勢頭的加強，有史以來第一次“攻關熱”悄然興起。大批知識青年提著從城裏帶回的大包小包，出入於社、隊或兵團幹部的家門;他們的家長則往返奔走於街道居委會、辦事處、有關單位的人事部門，為的都是開具一張命運攸關的證明。醫院的大夫自然也是攻關的重要物件。權力被用來交換，蓋著各級權力機關和醫院公章的證明信成了不折不扣的商品，商品的價格隨著供求關係的緊張而水漲船高。開始，幾條高級香煙（俗稱“二十響”）、幾瓶好酒（俗稱“手榴彈”）即可換取證明，以後升格為高級緞面、時興的上海牌手錶、紅燈牌收音機，乃至於人民幣現鈔。在當時國家職工人均工資不過40－50元的收入水平上，知青們為辦“病退”“困退”的各項正當、非正當開支往往成了父母的沉重負擔。不知有多少家長節衣縮食，求親告友，四處借貸，才湊足了“上貢”的款項。有的知青乾脆是靠父母親賣血的錢才返回城市的。
我三姐蘇月治是安海糧站的票證員，今天看來是個很不起眼的普通工作人員，但退回到那個物質十分匱乏的年月，她的這份工作卻是個讓人無比羡慕的肥缺，權力大得很，換糧票，買精米油等等民生物資一手掌握，所以有求於她的人很多，自然她門路廣，關係四通八達。自父親過世後，我是她一手撫養栽培大的，關係感情沒得說。她利用她的人脈將一個健壯如牛的弟弟搞成因病遷回原籍，當時能做到這一步的人實屬不多，自然連我也意想不到。而此時的我已經和當地的群眾關係非常好，村書記洪金煥更是像拜把兄弟一般，幾年下來我已由當初的懵懂少年變成了一個踏實穩重勤勞刻苦的漢子，大家不免紛紛關心起了我的終身大事，並極力撮合我與當地的一位姑娘結婚成家，以便我更好地紮根山村做一個地道的箭竹人。我三姐得知這些情況肯定不願接受這樣一種現實，讓一個與她相依為命的弟弟永遠流落他鄉，所以她用她最大的能力和最迅捷的速度，在我本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以病因為由辦好了一切戶口關係回遷的手續。她怕我決意留在山區，特別叮囑同時也辦回遷手續的黃麗娜一定要先到永福公社辦好回遷戶口再交到我手裏，讓它變成既定的事實。即使我不想回來也沒法在那裏安身立命了。三姐的這份良苦用心這輩子我都不會忘記，事已至此，我卻十分為難，一邊是親人、故鄉，一邊是朝夕相處幾年的村民和情同手足的村支書洪金煥及即將與我喜結連理的山村姑娘。走？留？一時六神無主，我只好硬著頭皮去找好兄弟洪金煥商量。“兄弟就是兄弟，”他說：“於私人感情那是一萬個捨不得讓你離開，於理那我又不得不欣然歡送你回去。樹高千丈落葉歸根，何況你回到家鄉去可能比留在我們這小山村會有更好的發展，更光明的前途。”兄弟、朋友之間的真摯情誼在此得到了昇華，彰顯出了人性的光輝。當時內心深處濃濃地浸來一種眷戀的情緒，我的絕大多數的知青夥伴是迫不及待逃也似地詛咒或發誓不再重返地離開這裏，我卻磨磨蹭蹭，有點依依不捨，才打點行裝。帶著辛酸，帶著幸福，帶著留戀，帶著企盼離開了箭竹，回到了生我養我的故鄉。
經歷上山下鄉的那段逆境洗禮,知青們歷盡了生理與心理上嚴酷磨煉,鑄造了大家獨特的人生觀。從過去的歲月中走出來,現在分別走上各自的工作崗位,開始有了自己的家庭、後代和事業。造就他們今天的成功人生所具備的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質,很大一部份得益于當年在第二故鄉的磨煉。曾經有位知青說得好“有了上山插隊這碗苦酒墊底,世間哪來過不去的坎兒”。對我們個人來說,上山下鄉唯一的好處是：我們把人世要經歷的苦難大都經過了,從此以後,再沒有什麼苦難能把我們打倒。“那個可詛咒的年代過去了,我們更愛這澄明的時代”許多知青,在艱苦的環境中,形成較為穩定的人生觀、世界觀,磨練出堅忍不拔,克勤克儉,自強不息,不畏失敗等品格,成為這個時代的精英群體之一。因此,他們能夠重新找到自己的方位,適應竟爭激烈的時代,在事業上有所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