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芳 的 自傳 》 上山磨練 中節 安海鎮雖不是什麼大都市，畢竟生於斯長於斯的知青們幹這種粗重田地活是幾乎沒人幹得了的，特別是對一些出身優裕家庭的年輕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要達到適應這種勞動強度，生活艱苦的山區生活實非易事。當時農村正值開展“農業學大寨”的運動，社員每天都在田間戰天鬥地，我們這些知青也要跟著他們一樣早出晚歸、翻田土、挖稻根、修田埂、劈田岸……什麼農活都得學著幹。冬天裏天寒地凍冷風撲面宛如刀割，走到田頭地邊，水已結著一層厚厚的冰，大家揮鋤將冰層敲碎，然後赤腳踩進“冰窖”裏，只覺得一股冷氣從腳底板直竄胸間，雙腿頓時發麻，不久便失去了知覺，只好不停地揮動著手中的鋤頭，用力翻動田土，身體才慢慢地開始暖和起來。在水田裏勞動，最可怕是水蛇和田中吸血的水蛭。水蛇是無毒的，水蛭一粘到人身上，就拼命的吸人的血，剛開始吸沒多大感覺,等到感覺癢時它已徑差不多吸飽了,當它還沒吸飽血時，吸盤就牢牢地粘附在人的身上，任你怎麼用力拉，都無法將它弄下來。看到這油滑柔軟的模樣,令人毛骨悚然。村民教我先拍打被叮咬周圍的肌肉,然後用刀背刮，才能將它從身上分離下來。殷紅的鮮血即刻在我小腿上淌出來。村民連忙從衣袋裏掏出煙盒，抓了一撮煙絲敷在我的傷口上。村民稱，煙絲能消毒止血。果真不一會兒，血就不再流了。終年水田裏日曬雨淋的勞作，許多人的手腳都如松樹皮般地皸裂。村裏殺豬時，常有人擠到案前，挖起一塊肥肉，往手腳開縫處一陣糊塗亂抹。我想，這便是當地祖祖輩輩用慣了的“蛤蜊油”“雪花膏”吧。插秧時，所有的勞動力都要去……,和季節搶時間，插秧絕不拉繩子，而是一個高手先下去，手起秧落，插下幾行，別人就一一相跟，那個高手插下的五行或六行秧苗的左右兩行，異常筆直，從這頭插到那頭，一塊大田就被直直地劃成兩半，這樣插秧，要得下，身子不能彎，雙腳的後跟往後挪要直，插下左右兩叢時眼睛要對準這兩叢的前面五棵。翠綠翠綠的秧苗挑來後，一兜一兜的扔到水田裏，水田裏還有一些薄冰在漂動，站在田坎上，呵著氣，嘴裏喊著“冷啊、冷啊”，勇敢地脫鞋脫襪。那光腳踏到田坎上，覺得冷透了，趕緊卷起褲管，捋起袖子，咬緊已經開始簌簌顫抖的牙關，猛地踩入水田。冰一樣的水田，一股從未領略過的冷氣從腳底鑽來，即刻竄入我的周身，直至腦際，徹骨的冷，急急忙忙地插起秧，所有的動作都像木偶一樣機械。只有一個念頭，只有動，不動將會凍僵，等到收工，儘管腰酸背痛得厲害，看到那雙沾泥的凍得通紅的雙腳，為自己深深地感動。夏天一到，就是一年最忙最苦的夏收夏種，即“雙搶”，既要把田裏穀子收回來，又要把晚稻種上去。第一次割稻子，我小心翼翼地生怕鐮刀割了手，不一會兒，偏偏就劃了一道，村民看見了跑過來趕緊用火紫盒磷片貼住流血的手，土藥方還真靈驗，真的血就止住了。每天起早摸黑，穿著短褲頭，赤裸著上身，蚊蟲叮咬，穀針刺癢，頭頂烈日曝曬，腳下田水熱氣上湧。餓了吃帶到田邊的蒸飯配菜幹，片刻之間，1斤半的米飯吞吃下去，渴了有時就喝田裏湧出的小眼泉水，那時年輕生水即喝即揮發，倒也不會肚子疼，很晚才收工，不管路遠路近，大家都要挑一擔百多斤的穀子回隊過磅入庫。回到房東家裏，自己還要生火煮飯，一天干下來，晚上躺在床上，腰下墊著枕頭也睡得腰酸體累，“哀父叫母”，苦不堪言。第二天，又得早早再去，就這樣的強勞動得持續一個多月，整個農忙一結束，人又黑又瘦，自己都不敢照鏡子。我們就是這樣隨著鄉親們年復一年周而復始的拼命幹活，唯一的目的就是爭取表現，能早日上調工礦企業。越是調不到，越是不死心，越是不敢鬆懈。想不通時就關在房間裏痛哭流淚，過後又得抹幹淚水，撫平心靈的創傷，重新開始。夏天火辣辣的太陽炙烤著大地，三十七八度的高溫下頭頂烈日，可想而知是什麼滋味，按當地農民的勞作習俗，田間施肥是將草木灰和人畜糞便攪合在一起混施，當草木灰中混雜了大便硬塊必須用手將其揉碎，才能與草木灰相拌，漚上數日後再運到農田裏去，用手塞到每株水稻根部，使其產生效力。形狀各異，但氣味相同的糞便真是臭氣沖天，不可一聞，特別是眼見這些橫七豎八的糞便堆間有無數蛔蟲及不知名的寄生蟲在蠕動爬行，真是令人作嘔。在隨後的一周裏，儘管已將全身上下沖洗一遍又一遍，仍覺得臭熏熏的，真是食無甘味，思之欲嘔。有時挑來的糞便直接倒在田裏就需人用手去直接將其撒開散勻，那些糞便中的寄生蟲一條條在手指間蠕動，臭氣熏天噁心至極，特別是給田裏的禾苗除草，穿上長衣長褲讓你熱辣難耐，穿短衣短褲那你就真正體會到名副其實的“鑿冉”（閩南方言）。這種煉獄般的勞動遠遠失去了鍛煉的意義，對於這些知青們來說只有摧殘和折磨。
知識青年從城市到農村,首要過的勞動關就是挑擔.挑穀子,挑秧,挑糞,挑水……等等,都離不開“挑”。農民從七八歲就開始挑，所以“挑”對農民來說是司空見慣，如同穿衣吃飯一樣自然，可對知青來說，則是新難題。知識的難題可以絞盡腦汁，費盡心機去攻克，而體力的難關雖可鍛煉，但是不能透支，不能超負荷的，而且因人而異。要翻山越嶺，長途跋涉數十裏，不是每個知青都能做到的，所以挑公糧是考驗中的考驗，鍛煉中的鍛煉！
生產隊組織交公糧,就是把曬乾揚淨的穀物送交國家糧庫抵作當年的農業稅,交公糧按重量記工分。剛挑上肩時並不覺得重，走了一段路，就發覺兩隻腿像灌鉛似，邁得好艱難。開始爬山了，我一步一喘，大口大口地喘，渾身的汗湧泉般地冒出來，短褲和背心濕得滲出水來。不敢停頓，停頓了就可能挑不上山。待堅持到山包頂，糧擔重重一卸，整個人癱坐在地上，又趕緊站起來，找個背陰的地方歇一下。肚子嘰嘰咕咕地叫，喉嚨著火似地燃燒，口幹唇焦，太陽又在當頂發狠地曬著，一想到前面還得再翻幾個這樣的山崗，簡直痛苦至極，直想就此躺下，永遠不再走，埋在這裏也比這樣痛快。又不可抑制地去把擔子挑起，跌跌撞撞地往前走。擔子壓在肩上久了,肩膀火辣辣地疼,左右兩個肩膀不停地調換,真想能有第三個肩膀來換一換。下坡時,兩腿開始發抖,越抖越厲害,象彈三弦一樣直抖,並不是自己意志所能控制的,這下我才真正體會到什麼叫“不由自主”。常言道挑擔子是“路頭燈芯，路尾稱砣”。挑擔子上山好似牛犁田，要一步一個腳印，中途不能停歇，只能勤換肩，因為越歇越想歇，坐下去就不想站起來。遠途挑擔子貴在持恒耐久，更貴在“一口氣”，堅持才能勝利。知青們一般都比較喜歡曬穀，曬穀的勞動時間比較短，休息的時間比較長。但曬穀必須要挑穀子，一擔穀子輕者百二十斤，重者百四十斤，倉庫與曬場相連，最遠的也不過幾十米距離，一人最多二十五六擔。早晨挑出來曬，待傍晚挑入穀倉，一個小時足夠了，一日裏翻幾次即可，其餘的時間就是自己的，這些時間坐在曬場邊的蔭涼處要看書或下棋，那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但是，也有極緊張的時候，如突然下雨，那簡直是疲於奔命，一擔緊接一擔地挑著跑，全都挑入穀倉，才汗水淋漓地停下來，那一刻聞著散發著太陽餘熱的稻穀的濃香，心裏也有一種小小的滿足。 記得有一年的冬季到文星高樹嶺水電站參加勞動，我跟黃貽茂搭配打石洞眼裝炸藥，我們一個扶鋼釺，一個拿鐵錘，兩人互相輪換著打。時值寒冬臘月冰天雪地，那些穿鞋穿襪的人都喊腳凍僵了，而我只有一雙拖鞋可穿，還是斷帶的，一旦斷了就不能穿了。三番兩次斷了帶的我也只得跑到食堂的廚房裏用燒紅的火鉗將鞋帶粘好來穿。因為沒錢買鞋只能靠不停地運動，幹活時格外賣力來增加身體的熱能抵禦寒冷對我的侵襲。人說黃連苦，我比黃連還要苦三分。內心多麼渴望能有一雙襪子，一雙布鞋，可在那樣的年頭裏對我卻成了奢望，這樣的苦楚如今能有幾人能想像？在計劃經濟年代裏,物質匱乏,布匹也是稀罕物,知青們捨不得把好衣服穿出去參加勞動。不知誰想出的高招：把土洋布製成的衣服寄回老家,學漁民和香薯榔煮,給衣服上膠。那衣服雖又重又硬,但耐磨、耐贓、防雨又保暖,當地謔稱其“知青牌”。腳下的鞋子也清一色輪胎鞋,非常耐穿,那一襲著裝真是十足的農民味。農民幹活累了就停下來卷支煙抽,知青們起初不會抽煙,總不能看到別人吸煙就休息。農民們大概也看出我們的心緒,因此抽煙時也常招呼我們去卷一支抽抽。一來二往,我們也自己買來煙絲吞雲吐霧,像模像樣地抽起來。因此 男知青大部分在插隊時學會了抽煙，因為勞動中間抽煙休息比較“正當”。歇息，那是抽煙人的一種權利，再緊張再忙不過來，都得擠出空隙，吸一根煙，找個乾燥的地方坐下，鬆馳一下累了的身體、繃緊了的神經，舒舒坦坦地點燃一根煙，悠然地一口一口地吸著，真真如當地的諺語所言，田頭一根煙，賽過活神仙。煙癮尤大者，為避免搜集煙屁股的狼狽，還在屋前地頭栽了煙苗，摘了煙葉在火上烤或在陽光下曬，把葉子疊成方方正正嚴嚴實實的一塊，放在床板下壓了又壓，然後磨快菜刀，眯著眼一絲一絲地切，揉散了裝在塑膠袋裏，到墟上買幾刀煙紙，就可以對付著抽上好幾個月。更精明的人，還自製捲煙機，釘個長方形的木匣子，在拉板上糊張牛皮紙，放上煙紙，均勻地撒下煙絲，拉板一拉，出口處便掉出一根煙捲。比起８分錢一包的經濟牌香煙，這自製捲煙味道好得多，內行的人說，它不像捲煙廠出來的煙，含有藥水香料什麼的，尼古丁也較少。不知是誰的發明，在煙捲外邊抹上一點萬金油，抽起來帶有一種薄荷的香味。71年10月9日下午，全大隊知青到大隊部集中聽傳達中央文件。檔公佈了林彪叛黨叛國，叛逃蘇聯途中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這一消息，真讓人不敢相信。党的九大，黨章明文寫上“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讚揚他“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前幾天公社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來村裏演出時，還在高呼“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真是人心叵測啊。當這個消息閃電般傳到各地知青中後，大家陷入了茫然、困惑，不少人對剛剛發生的事件表示難以置信。這個整日手擎“小紅書”，高喊“萬壽無疆”，信誓旦旦地揚言誰反對毛主席“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副統師”，為什麼要加害毛主席，並在陰謀敗露後叛逃出國呢？在以後一段時間裏，不管上級傳達的檔如何煞費苦心地解釋，都無法削弱這一事件給全國人民心理上的巨大衝擊。尤其是年輕的一代，他們首先感到是自己對領袖的赤誠之心和聖潔之情受到了褻瀆，認為自己上了當，受了騙。當他們因受騙而備受煎熬時，當他們因失去理想主義的精神支柱而回顧彷徨時，一種近乎絕望的心理往往攫住了他們的心。 這裏交通不便，有的村民甚至一輩子都沒出過門，當年從箭竹村要回一趟安海要走幾十裏路到漳平，在漳平火車站等福州開往廈門的列車，這一等要好幾個小時，一般是從傍晚等到下半夜。在那個時代，晚點是非常正常的，一碰晚點，就得等到第二天的黎明了。這段時間是最難捱的，特別是一個人沒伴的時候。那時，政府每年舊曆年年底都要通過新聞媒價發出“春節不回城”的倡議，也是“再教育”運動中的一段插曲。當我們這些知青剛剛抵達山區，立足未穩之時，一年一度的春節實際上已經近在咫尺了。
中國歷來就有春節闔家團聚的習俗，知青們剛剛離開父母“每逢佳節倍思親”，本是人之常情;加上社、隊的安置工作往往跟不上，生活困難多，與家人過春節，就成為插隊知青要求回城探親的一個現成理由。但是，如果聽任大批知青在春節期間倒流回城，對於動用大量人力、物力，造成極大聲勢的上山下鄉運動，將形成一次有力的衝擊。它不僅會給城市帶來經濟、政治上的壓力，而且可以肯定，伴隨知青的倒流，將使各種令人沮喪的消息反饋回城市，對下一步的動員工作產生消極影響。於是，一場旨在制止知青大規模倒流，將他們穩定在農村的宣傳活動便有條不紊地展開了。報紙、廣播等政府傳媒，開始借助一些知識青年之口，向全國知青發出與貧下中農一起，在農村“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的號召。對回城過冬的知青進行了嚴厲批評，指出對回城過節的態度，是檢驗“忠不忠於毛主席，關不關心無產階級專政”的大問題。於是，組織城市街道、派出所人員對回城知青“圍追堵截”，“動員”他們儘快回山區。街道居委會的積極分子，耳目極靈，往往知青前腳踏進家門，積極分子後腳就尾隨而至，宣講“堅持農村幹革命”的大道理。回自己家探親的知青唯唯諾諾，顯得理虧氣短。知青回到父母身邊所產生的欣喜頓時化為烏有。人的生存是由兩方面來支撐的，除了必需的物質外，還有精神層面的東西。在那個年頭，最沉重的折磨和痛苦並不在於繁重的體力勞動，也不在於清貧的物質生活，而在於精神世界。從精神上講，看不到出路的痛苦是人生最大的痛苦，這是一個極其殘酷的事實。對於年方二十左右的年輕人，成天被困在一個山溝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著囚徒式的生活，知青們的心情無法得到很好的釋放,孤獨與寂寞如影隨形,內心的絕望，精神的空虛兩面夾擊，大多數人幾近瘋狂。娛樂和體育活動一無所有，晚飯後,是大家洗去一天疲憊後歡聚一堂的最佳時刻。我們只好聊天、打牌，更多時候繪聲繪色地講故事，唱電影插曲，常常把我們帶入一個心馳神往的境地。我們喝酒時極為喧嘩、猜拳行令、聲嘶力竭、驚天動地。也只有在這樣的氛圍中，大家才領略了一種莫大的樂趣和極好的享受。當時我們可以說什麼書都看，都讀，不管“香花”或“毒草”，當然了最喜歡看的是愛情小說。那八個樣板戲充斥文藝舞臺的年月，愛情是禁區，所有主人公都不食人間煙火，沒有家庭，沒有配偶，更沒有情人，好不容易出了個阿慶嫂，卻讓阿慶到上海跑單幫，青年一代確實是“被愛情遺忘的角落”，但人總是需要愛情的，就如春天到了，氣溫再低，種子一定要出土，樹一定要發芽，一定要開花一樣。我們這一代人年輕時對愛情的憧憬儘管羞澀，不大膽卻是任何力量都禁止不了的。讀書要偷偷摸摸，是我們那個時代的一大特色。一本小說，特別是一本愛情小說，最好把封面去掉，包上牛皮紙。好像當年革命老前輩搞地下工作一樣，將馬、列、毛著作，中共中央的學習檔用一本豔情小說的封面包起來騙過國民黨的搜查。當然我們絕對不敢用馬、列、毛著的封皮包愛情小說，因為這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罪”，是現行反革命行為，要坐牢的。所以只能用牛皮紙。有人從家中帶來了“少女之心”、“少女日記”、“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藉以聊慰空虛苦悶的心靈，包括南京知青寫的當時著名的《知青之歌》，一傳十，十傳百，這首歌成了全國各地知青都愛唱的歌，歌詞已忘了，其中有一段：“告別了媽媽，再見吧家鄉，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載入了青蠢的史冊，一去不復還，阿……未來的道路多麼艱難，多麼漫長，生活的腳步深淺在偏僻的異鄉……”大家很喜歡，人人會唱，好長一段時間都在唱這首歌，這首完完全全屬於我們的歌，後來，傳來一個令我們極為困惑的消息，說《知青之歌》是一首反動的歌曲，妄圖煽動全國插隊知青對抗上山下鄉的偉大運動，創作者已被當成反革命逮捕，讓人心裏酸酸澀澀的，即使真的把這首歌當成禁歌，也不可能在我們中間禁得住的，真正屬於我們的歌，誰也奪不去！儘管如此還是無法排解內心的情緒，更有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偷偷收聽臺灣、香港電臺節目，就連極其反動的“美國之音”也想聽聽。一種游離于死亡線邊緣的生存方式，使所有的知青對這種接受再教育產生了動搖，紛紛尋求離開這貧困山區的門路和機會，希望被招工成了華山一條路，可每每招工名額少得可憐，大多也被一些有社會關係、有靠山、路上有人的人接走。我自知要想輪到我頭上真不知猴年馬月，眼見在一起的知青日漸少了，自己那份無奈、悲傷、憤懣，近乎絕望的心情是沒有這份經歷的人怎麼也理解不了的。山區的日子太苦，苦得你無法用文字描述。為了能脫離苦海，每個人都使出了渾身的解數拉關係走後門，用來賴以活命的幾個錢也不惜用來賄賂生產隊和大隊公社的各級幹部，特別是縣裏負責招工的幹部，女知青有的竟不得不靠出賣自己的靈和肉來博取機會。這是知青們的悲哀，更是一個國家民族的悲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一個巨大的社會變革，也存在一系列問題。1971年突發的“林彪事件”延緩了解決存在問題的進程。1972年上山下鄉運動遇到極大阻力，全國許多地方反映了大量知識青年受迫害事件，在社會上產生嚴重影響，它使知識青年，尤其是女知識青年及其家長們憂慮自己子女的安全問題。而這些問題情況極其複雜，處理起來很是棘手。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在讀一封人民來信時竟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淚。寫信人是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名叫李慶霖的小學教員，他在長達2000多字的信中陳訴了下鄉知青生活上的困境和上山下鄉運動中的一些陰暗面。李慶霖在動筆前並非沒有顧慮。他深知“給毛主席他老人家寫信，半點也不能開玩笑”，為此制定了“實事求是，說老實話”的原則。信中要不要點明當地不正之風的具體人和事，也是他反復斟酌的一個問題，最後決定還是大而化之，以便事後留有一些餘地。當時最令他擔心的，還是信寄不到毛澤東手裏而落到“一些馬列主義水平低得可憐的領導者”的公文袋中。其後果不堪設想，被打成“反革命”的顧慮時時縈繞心頭，他躊躇再三，最後還是決定鋌而走險。1972年12月20日，他瞞著所有的家人、同事甚至最要好的朋友，用兩個多小時寫好了給毛澤東的信，然後通過莆田縣郵局投寄出去。信中如實反映了下鄉知青的困境和自己家庭的難處，集中抨擊了幹部子女“走後門”的不正之風。信的全文如下：尊敬的毛主席：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份是貧民。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暑了。我有一個孩子叫李良模，是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在孩子上山下鄉的頭十一個月裏，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萊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裏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裏，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兩百斤，外加兩三百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曬乾揚淨後，只能有一百多斤。這麼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候，更是會吃飯的。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是依靠家裏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裏來，雨裏去辛勞種地，頭髮長了，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現在，如上述的許多實際困難問題，有關單位都不去過問，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麼能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後，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在初中畢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鑒，我真不敢去想它！在我們這裏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煉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麼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臺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面對我們這裏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現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和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儘快地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困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味地寫信來北京“告禦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中國歷來就有春節闔家團聚的習俗，知青們剛剛離開父母“每逢佳節倍思親”，本是人之常情;加上社、隊的安置工作往往跟不上，生活困難多，與家人過春節，就成為插隊知青要求回城探親的一個現成理由。但是，如果聽任大批知青在春節期間倒流回城，對於動用大量人力、物力，造成極大聲勢的上山下鄉運動，將形成一次有力的衝擊。它不僅會給城市帶來經濟、政治上的壓力，而且可以肯定，伴隨知青的倒流，將使各種令人沮喪的消息反饋回城市，對下一步的動員工作產生消極影響。於是，一場旨在制止知青大規模倒流，將他們穩定在農村的宣傳活動便有條不紊地展開了。報紙、廣播等政府傳媒，開始借助一些知識青年之口，向全國知青發出與貧下中農一起，在農村“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的號召。對回城過冬的知青進行了嚴厲批評，指出對回城過節的態度，是檢驗“忠不忠於毛主席，關不關心無產階級專政”的大問題。於是，組織城市街道、派出所人員對回城知青“圍追堵截”，“動員”他們儘快回山區。街道居委會的積極分子，耳目極靈，往往知青前腳踏進家門，積極分子後腳就尾隨而至，宣講“堅持農村幹革命”的大道理。回自己家探親的知青唯唯諾諾，顯得理虧氣短。知青回到父母身邊所產生的欣喜頓時化為烏有。人的生存是由兩方面來支撐的，除了必需的物質外，還有精神層面的東西。在那個年頭，最沉重的折磨和痛苦並不在於繁重的體力勞動，也不在於清貧的物質生活，而在於精神世界。從精神上講，看不到出路的痛苦是人生最大的痛苦，這是一個極其殘酷的事實。對於年方二十左右的年輕人，成天被困在一個山溝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著囚徒式的生活，知青們的心情無法得到很好的釋放,孤獨與寂寞如影隨形,內心的絕望，精神的空虛兩面夾擊，大多數人幾近瘋狂。娛樂和體育活動一無所有，晚飯後,是大家洗去一天疲憊後歡聚一堂的最佳時刻。我們只好聊天、打牌，更多時候繪聲繪色地講故事，唱電影插曲，常常把我們帶入一個心馳神往的境地。我們喝酒時極為喧嘩、猜拳行令、聲嘶力竭、驚天動地。也只有在這樣的氛圍中，大家才領略了一種莫大的樂趣和極好的享受。當時我們可以說什麼書都看，都讀，不管“香花”或“毒草”，當然了最喜歡看的是愛情小說。那八個樣板戲充斥文藝舞臺的年月，愛情是禁區，所有主人公都不食人間煙火，沒有家庭，沒有配偶，更沒有情人，好不容易出了個阿慶嫂，卻讓阿慶到上海跑單幫，青年一代確實是“被愛情遺忘的角落”，但人總是需要愛情的，就如春天到了，氣溫再低，種子一定要出土，樹一定要發芽，一定要開花一樣。我們這一代人年輕時對愛情的憧憬儘管羞澀，不大膽卻是任何力量都禁止不了的。讀書要偷偷摸摸，是我們那個時代的一大特色。一本小說，特別是一本愛情小說，最好把封面去掉，包上牛皮紙。好像當年革命老前輩搞地下工作一樣，將馬、列、毛著作，中共中央的學習檔用一本豔情小說的封面包起來騙過國民黨的搜查。當然我們絕對不敢用馬、列、毛著的封皮包愛情小說，因為這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罪”，是現行反革命行為，要坐牢的。所以只能用牛皮紙。有人從家中帶來了“少女之心”、“少女日記”、“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藉以聊慰空虛苦悶的心靈，包括南京知青寫的當時著名的《知青之歌》，一傳十，十傳百，這首歌成了全國各地知青都愛唱的歌，歌詞已忘了，其中有一段：“告別了媽媽，再見吧家鄉，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載入了青蠢的史冊，一去不復還，阿……未來的道路多麼艱難，多麼漫長，生活的腳步深淺在偏僻的異鄉……”大家很喜歡，人人會唱，好長一段時間都在唱這首歌，這首完完全全屬於我們的歌，後來，傳來一個令我們極為困惑的消息，說《知青之歌》是一首反動的歌曲，妄圖煽動全國插隊知青對抗上山下鄉的偉大運動，創作者已被當成反革命逮捕，讓人心裏酸酸澀澀的，即使真的把這首歌當成禁歌，也不可能在我們中間禁得住的，真正屬於我們的歌，誰也奪不去！儘管如此還是無法排解內心的情緒，更有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偷偷收聽臺灣、香港電臺節目，就連極其反動的“美國之音”也想聽聽。一種游離于死亡線邊緣的生存方式，使所有的知青對這種接受再教育產生了動搖，紛紛尋求離開這貧困山區的門路和機會，希望被招工成了華山一條路，可每每招工名額少得可憐，大多也被一些有社會關係、有靠山、路上有人的人接走。我自知要想輪到我頭上真不知猴年馬月，眼見在一起的知青日漸少了，自己那份無奈、悲傷、憤懣，近乎絕望的心情是沒有這份經歷的人怎麼也理解不了的。山區的日子太苦，苦得你無法用文字描述。為了能脫離苦海，每個人都使出了渾身的解數拉關係走後門，用來賴以活命的幾個錢也不惜用來賄賂生產隊和大隊公社的各級幹部，特別是縣裏負責招工的幹部，女知青有的竟不得不靠出賣自己的靈和肉來博取機會。這是知青們的悲哀，更是一個國家民族的悲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一個巨大的社會變革，也存在一系列問題。1971年突發的“林彪事件”延緩了解決存在問題的進程。1972年上山下鄉運動遇到極大阻力，全國許多地方反映了大量知識青年受迫害事件，在社會上產生嚴重影響，它使知識青年，尤其是女知識青年及其家長們憂慮自己子女的安全問題。而這些問題情況極其複雜，處理起來很是棘手。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在讀一封人民來信時竟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淚。寫信人是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名叫李慶霖的小學教員，他在長達2000多字的信中陳訴了下鄉知青生活上的困境和上山下鄉運動中的一些陰暗面。李慶霖在動筆前並非沒有顧慮。他深知“給毛主席他老人家寫信，半點也不能開玩笑”，為此制定了“實事求是，說老實話”的原則。信中要不要點明當地不正之風的具體人和事，也是他反復斟酌的一個問題，最後決定還是大而化之，以便事後留有一些餘地。當時最令他擔心的，還是信寄不到毛澤東手裏而落到“一些馬列主義水平低得可憐的領導者”的公文袋中。其後果不堪設想，被打成“反革命”的顧慮時時縈繞心頭，他躊躇再三，最後還是決定鋌而走險。1972年12月20日，他瞞著所有的家人、同事甚至最要好的朋友，用兩個多小時寫好了給毛澤東的信，然後通過莆田縣郵局投寄出去。信中如實反映了下鄉知青的困境和自己家庭的難處，集中抨擊了幹部子女“走後門”的不正之風。信的全文如下：尊敬的毛主席：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份是貧民。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暑了。我有一個孩子叫李良模，是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在孩子上山下鄉的頭十一個月裏，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萊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裏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裏，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兩百斤，外加兩三百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曬乾揚淨後，只能有一百多斤。這麼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候，更是會吃飯的。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是依靠家裏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裏來，雨裏去辛勞種地，頭髮長了，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現在，如上述的許多實際困難問題，有關單位都不去過問，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麼能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後，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在初中畢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鑒，我真不敢去想它！在我們這裏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煉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麼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臺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面對我們這裏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現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和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儘快地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困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味地寫信來北京“告禦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謹此敬頌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毛澤東讀了這封信後當即親自給李慶霖復信，原文是：“李慶霖通同志：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復信和300元錢是毛澤東直接交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通過郵局寄出的。5月6日，出乎意料的李慶霖接到了毛澤東在百忙中寫給他的親筆復信，他一面故作鎮定，一面又抑制不住興奮。短短的一封信他讀了一遍又一遍，還有些懷疑這真的是毛主席的親筆信嗎？事後，他在接待來訪的國務院知青辦工作人員時，仍沉浸在對這件事的幸福回憶中。他感恩戴德地說：我是一個小學教員，普通老百姓，是七億人口的一分子，毛主席親筆給我寫信，這是千古未有的事，使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
“文化大革命”時代的議論工具，素以“報喜不報憂”為宗旨，嚴重的社會問題多被有意回避，以粉飾“革命盛世”的假像。李慶霖的信通篇指摘時弊，卻能獲得毛澤東的知遇，難怪要誠惶誠恐了。李慶霖的信反映了上山下鄉運動中帶有普遍性的一些問題，傾訴了成千上萬普通百姓壓抑在心頭的苦楚，他喊出了人們不敢喊的“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無奈，他揭露了“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的現實。這一年，毛澤東已是80歲高齡的老人，重病在身，風燭殘年，但頭腦仍很清醒。顯然，他對上山下鄉工作中存在的嚴重問題早有瞭解，所以才會在復信中畫龍點睛地指出“全國此類事甚多”。很快錢也收到了，和家裏人商量，都說這錢是不能花的。這些錢至今仍存在莆田縣中行，他只每年去取一次利息。下鄉知青及其家長們奔相走告，鄰里們跑到李家深情地叮囑：“不要花了這些錢，這是毛主席的錢，要用紅紙包起來，傳給子孫後代。” 毛澤東的復信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就在復信後的第二天，周總理主持召開中央高層會議討論知青問題，並將毛澤東復信印發全國。6月22日至8月7日，國務院又召開了全國知青上山下鄉會議，這次會議是一次“馬拉松”式的會議，一共歷時47天。反映大量知識青年受迫害事件。會議期間一份新華社的《情況反映》引起中央領導和與會者的震動：雲南生產建設兵團領導對所謂“有缺點、錯誤”的知識青年不是堅持正面教育，而是採取捆綁吊打手段進行鎮壓，使許多知青在精神、肉體上受摧殘。一營長賈小山強姦女知青20余人；一師某指導員張國亮強姦女知青幾十名；黑龍江兵團一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輝東強姦女知青50多人；內蒙古兵團被強姦的女知青達299人，罪犯中有現役幹部209人。周總理看後怒不可遏：“公安部要速派人去，不要手軟！”在中央領導的關注下，各地大開殺戒，將以上罪犯處以死刑，以平民憤。http://hk.myblog.yahoo.com/che_tek2/article?new=1&mid=1054
“文化大革命”時代的議論工具，素以“報喜不報憂”為宗旨，嚴重的社會問題多被有意回避，以粉飾“革命盛世”的假像。李慶霖的信通篇指摘時弊，卻能獲得毛澤東的知遇，難怪要誠惶誠恐了。李慶霖的信反映了上山下鄉運動中帶有普遍性的一些問題，傾訴了成千上萬普通百姓壓抑在心頭的苦楚，他喊出了人們不敢喊的“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無奈，他揭露了“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的現實。這一年，毛澤東已是80歲高齡的老人，重病在身，風燭殘年，但頭腦仍很清醒。顯然，他對上山下鄉工作中存在的嚴重問題早有瞭解，所以才會在復信中畫龍點睛地指出“全國此類事甚多”。很快錢也收到了，和家裏人商量，都說這錢是不能花的。這些錢至今仍存在莆田縣中行，他只每年去取一次利息。下鄉知青及其家長們奔相走告，鄰里們跑到李家深情地叮囑：“不要花了這些錢，這是毛主席的錢，要用紅紙包起來，傳給子孫後代。” 毛澤東的復信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就在復信後的第二天，周總理主持召開中央高層會議討論知青問題，並將毛澤東復信印發全國。6月22日至8月7日，國務院又召開了全國知青上山下鄉會議，這次會議是一次“馬拉松”式的會議，一共歷時47天。反映大量知識青年受迫害事件。會議期間一份新華社的《情況反映》引起中央領導和與會者的震動：雲南生產建設兵團領導對所謂“有缺點、錯誤”的知識青年不是堅持正面教育，而是採取捆綁吊打手段進行鎮壓，使許多知青在精神、肉體上受摧殘。一營長賈小山強姦女知青20余人；一師某指導員張國亮強姦女知青幾十名；黑龍江兵團一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輝東強姦女知青50多人；內蒙古兵團被強姦的女知青達299人，罪犯中有現役幹部209人。周總理看後怒不可遏：“公安部要速派人去，不要手軟！”在中央領導的關注下，各地大開殺戒，將以上罪犯處以死刑，以平民憤。http://hk.myblog.yahoo.com/che_tek2/article?new=1&mid=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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